1950年深秋的广州上空，阴雨初歇，街头仍残留战火的焦痕。就在这座城市的郊外，一名须发斑白的前国民党少将被解放军押解而来，他叫莫雄。负责审查的正是时任第四野战军副司令员的叶剑英。两人对视的一瞬间，空气里仿佛闪过二十三年前的硝烟——1927年广州起义血战时，他们曾是刀剑相向的敌人。
彼时的叶帅心里并不好受。按照常规，落网的国民党军官若有“剿共”旧案，结局多半是“依法惩处”。然而，就在他准备上报处理意见的前夜，北京中南海发来一份绝密电报。电报只有短短一行字：“莫雄一切罪过饶恕，他是有功之人。”落款，毛泽东。
叶剑英放下电报，久久无语。对方毕竟参与过血战，甚至间接造成过不少红军牺牲，现在却被最高领导人以“有功”称呼，还要求“饶恕”。这是为何？带着疑惑，他传讯莫雄，“我从未想过，有朝一日你我会坐在一张桌子前。”莫雄苦笑，“战场无私怨，时势不同了。”短短一句，把过往纷争尽数埋葬。
时间拉回1934年初夏。蒋介石在庐山召集秘密军事会议，德国顾问冯·赛克特献上“铁桶合围”方案，企图用逐点推进的碾压战术将中央红军困死在江西。这一情报若不外泄，八万余红军生死堪忧。参会军官莫雄意识到事态严重，他立刻派心腹项与年连夜启程前往瑞金。为了避人耳目，项与年敲掉了四颗门牙，化身乞丐，沿小道跋涉八百里。抵达后，将图纸与会议记录交给中共中央。毛泽东、周恩来当即改变部署，决定实行战略转移，这便是后来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。可以说，莫雄的冒险，为红军赢得了生机。
莫雄并非一时冲动。早在1925年第一次东征时，他就对身边那些不怕死的共产党员心生敬佩；而在1929年上海的碰头会里，他与、华克之等人密谈，逐渐认定蒋介石的反共路线是条死胡同。李克农写信劝他以“隐蔽战士”身份继续周旋于国民党高层，“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也不急于脱身，留在对方阵营，更能帮我们。”
1935年，莫雄被调贵州毕节任保安司令。红二、六军团行经当地时，部队哨兵刚一报告，莫雄挥手：“枪口向下，给他们让路。”几十辆骡马车满载伤病员顺利通过。此举很快被上峰察觉，莫雄再次跌落谷底，被以“通共”名义关押五个月。他暗自庆幸命大——毕竟在那个年代，枷锁与枪口往往只隔一张纸。
全面抗战爆发，矛盾转移。莫雄走马上任，成了第四战区北江挺进纵队司令。他暗中帮助中共地下党员进入部队，在新兵营开办夜校，传播抗日与革命思想。短短数月，队伍里便悄然成立了中共支部。副司令李灿是地下党员，莫雄心知肚明，却从不刨根问底，只淡淡一句：“救国为重，比什么都大。”
1945年日本投降，中共与国民党再次走到分岔口。莫雄因拒绝参加内战，被排挤、受监视。1948年，他遭暗杀未遂，被迫流亡香港。消息传到解放区，周恩来指示“设法照应”，香港地下党悄悄护送他躲过多次通缉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到莫雄，“他的人，我们要接回来，旧账一笔勾销。”
于是有了1950年的那番电报，也有了叶剑英的释怀。莫雄获释后，被安排到广东省人民政府，先后担任文教厅长、政协副主席。工作中，他依旧保持军人作风，说一不二，走路带风。有人抱怨他脾气倔，他却倚着竹藤椅爽朗大笑：“我这辈子只服两个人——孙先生的三民主义，和毛主席的联合战线。”
1956年国庆，莫雄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。毛泽东握住他的手，语调缓慢而坚定：“当年的情报，救了我们许多同志，你的功劳，我们记着。”周围人侧目，才恍然明白这位身着中山装的老人，竟背负如此惊心往事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类似故事并非孤例。张治中、傅作义、龙云等人，都在战火缝隙中看见民族大义，与中国共产党形成或暗或明的合作。统战政策之所以能够发挥威力，背靠的正是一种宽阔的历史视野：敌友不是宿命写定，而是可以转化。这一点，在莫雄的经历里得到充分印证。
如果说长征是艰苦卓绝的精神坐标，情报战就是暗处的生命线。中央特科从1927年起屡屡化险为夷，潘汉年、李克农、钱壮飞等人功不可没。然而，一份情报要想落地生根，还离不开像莫雄一样身处敌营、愿为民族存亡而冒死的人。对他们的识别、接触、争取，几乎成为我党在白色恐怖中求生的钥匙。
回到广州，这位七十岁的老人日常简朴，每天依旧清晨练剑，夜读兵书。他说，这是向那些倒在长征路上的八万红军战友致敬。1980年春末，莫雄病逝，终年七十八岁。葬礼不铺张，却有一排排解放军老兵前来致敬。有人低声念叨：“当年若无莫司令，我们就没有今天。”话语被风吹散，却留在许多人心底。
历史的线条并非泾渭分明。曾经的敌手，也可能在民族大义面前携手前行；看似简单的一份电报，背后是千万条生命的重量。握手那一刻，毛主席与莫雄对视而笑，两位老人都懂：烽火尘埃落定，真正的胜利，是为共同的理想不计前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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